“尝试创造新东西，模温机失败是常有的事儿，只要不放弃，几百次的试验能成功一次就是幸运的。”
邹先荣
初见邹先荣，浓眉，炯目，薄唇，脸上时常洋溢着爽朗的笑容，不高的个子穿着笔挺的商务男装，衬出他倍加精神抖擞。乍一看，很难把邹先荣与“农民工”一词相联系。但当他一开口，浓郁的川渝味儿普通话还是没能掩藏住他朴实与憨厚的性子。
基层耕耘二十载，“力帆集团高级质检师”邹先荣细心观察，不会就问，勇于创新，坚持不懈，凭着勤奋执着从一名普通工人历练成为了不起的实用发明家，更成为中国当代基层创造力的典型代表。然而，邹先荣走哪儿都不忘“基层委员”的职责，为进一步保障农民工兄弟的合法权益不断鼓与呼。
农民工也能成为发明家
邹先荣与记者想象中的一线工人形象大有不同，皮鞋光可鉴人，手带智能腕表，炯炯有神的双眼透露出了他的睿智，爽朗的笑容让人倍感亲切。
对于农民工的身份他并不避讳，甚为骄傲地对记者说：“从面朝黄土背扛犁到进入中国汽摩龙头企业力帆集团工作，我是幸运的，且一直珍惜着这份幸运。”邹先荣回忆起，“19年前，我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了3年，本以为这辈子都会待在农村，整日与锄头、背篓、粪桶为伴。可是我不甘心单调地过一辈子，于是开始学着做点小买卖，沿街叫卖过米花糖,开过冰棍厂，办过蜂窝煤厂，可都失败了。”
1999年，邹先荣应聘到力帆集团，彼时，他只是装配线上的一名普通工人。“休息时间我也不愿闲着。”邹先荣讲道，他开始向厂里的老师傅学习拆卸和装配摩托车发动机，了解零部件构造，在不断摸索中，逐渐掌握了摩托车的装配技术。
幸运总是偏宠有准备的人。2002年，因为他熟知每一个工位的装配，被领导从一线调到质检
部，专门负责生产线的质量管控工作。岗位的变化，角色的转换，给邹先荣带来了新的挑战。他常常挤出休息时间向同事讨教，下班后自学摩托车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检验标准，掌握了摩托车出厂验收的相关知识。很快，他又先后被任命为集团质检部内检组长、大排量摩托车装配和调试组组长、集团成品检验部组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成品检验工作，我发现在进行产品包装检验的时候，包装检验员核对摩托车发动机号时必须弯着腰才能看见发动机号与状态码。每天检验员要检验几百台摩托车，反复站起蹲下，不仅累人，检查一台还需花费五六分钟。”邹先荣亲身测试，反复琢磨，终于有了第一个小发明———“对发动机号反照镜”。一个简易小镜子，使检验员可以站立操作，不仅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还提高了生产效率。
他的小发明不仅受到了同事们的喜爱，还被公司申请了专利，这样的认可激起了邹先荣的热情，让他在创新之路上一发“不可收拾”。
“一个小的技术调整，查阅资料少则十几本书，多则上百本。”邹先荣谈起埋头创造新发明的日日夜夜不禁感慨，“尝试创造新东西，失败是常有的事儿，只要不放弃，几百次的试验能成功一次就是幸运的。”
针对生产和检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邹先荣先后设计制作了“E-mark”摩托车检测排放、前后轮共面度调整、摩托车方向转向角检验等20多项工装创新，提出合理化建议几十条，提高了检验手段可靠性及装配的一致性，降低了工作难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合格率。
邹先荣谦虚地说：“一线工人更容易从实际操作中总结出经验，加以改善便成为了发明，我只是做了一个普通工人分内的事。”就是这些在邹先荣看来普普通通的事，他坚持做着。2012年，邹先荣手握4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几十项创新荣誉，登上了重庆市“十佳农民工”的领奖台。从一线装配工到手握数项国家发明专利的质检中心组长，16年里不变的是对工作的痴劲。
采访中邹先荣向记者展示了2015年获得的两项国家发明专利：“一项是摩托车振动检测仪，另一项是摩托车通路和断路检测器，我的这些小玩意儿简明直观，操作方便，一学就会，受到很多工友们的好评。”
为农民工鼓与呼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给农民工带来福音。“农民工真心拥护改革、支持改革、期盼改革。”来自基层的邹先荣遇到过很多难题，他的成长经历也让他将履职的重心放在和他有着相同背景、面临相同问题的农民工兄弟们身上。
“全国政协委员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说它是一种荣誉是因为全国政协委员平均每58万人里才产生一个，但也恰恰是这一点体现了我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必须要为我所联系的这部分人群发出声音，服好务。”邹先荣用质朴的话语表达着自己的心声。
对于开展基层调研，了解民情，邹先荣自有一套。邹先荣说，“我的每一份提案在撰写之前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首先是在工厂里进行调研的，我们公司的员工来自全国各地。”通过走访工友，了解他们的家庭，了解他们在生活、工作等方面所面临的难题，邹先荣知道了不少农民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过完年回到厂里，工友们聚在一起说得最多的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大人常年在外打工，孩子托付爷爷婆婆或者亲戚照看，总也见不到面。一回到家才发现，孩子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不听话、乱发脾气，有的没规矩，这些都是缺乏家庭教育的表现。”说到这儿，邹先荣低下头，手里紧紧攥着2014年重庆两会上他提交的《关于农民工变市民需要政策创新的建议》的提案，“我的孩子也曾是留守儿童，那会儿我和妻子都在外打工，孩子刚上初中，独自在家没人照顾，都是自己做饭，现在说起来，都觉得对不住他。”
十几年前，邹先荣走出乡村，走进城市，但他觉得最亏欠的，就是在老家的儿子。进城3年后，他想尽办法，最后在工友们的帮助下，终于把孩子接到身边。
“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支持和引导亲子团聚。”邹先荣为着与他同病相怜的农民工鼓与呼，想尽办法搜集更为详细的资料。“只在工厂里了解情况还不够。要想了解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还必须掌握第一手的材料。在双休日、节假日的时间里，我就到农村去走访，了解情况，做一些调研。”邹先荣说，“我的提案，都是用脚底板走出来的。”
目前，我国有超过2.7亿的农民工，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分布在我们能接触到的几乎所有领域的第一线。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深刻影响，他们在城市中遇到的诸如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都深刻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与发展。
“能够融入城市、做一个真正的‘城里人’，是他们最大的愿望。”邹先荣指着提案中提出的建议说，“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就得要农民工‘进得来、住得下、能生活’，这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顶层设计，作出制度的合理安排。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国家政策的调整，对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方方面面进行系统化的通盘考虑，在各级地方政府的参与下才能推进。”
邹先荣认为，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进程，要伴随着信息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等进程，各个进程之间要相互支撑、系统推进才能达到目的，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要有把握全局的意识和着眼未来发展的长远眼光，靠“打补丁”的方式来推行政策，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得好，农民工才能顺利融入城市，才能住得下、能生活，如果这个过程中某个环节出现了短板，势必会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造成影响。
养老关乎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特别在城市农村二元制形态的今天，农村靠“养儿防老”出现了窘境，独生的农村子女面临着两人养四老的巨大压力。农村老人晚年生活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邹先荣说，“我在今年全国两会提交的提案，着重从三方面为农民工筹集养老资金提出具体措施。建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承担1/3，地方财政承担1/3，农民工家庭分担1/3，解决一代农民工养老及后顾之忧。第二代达到退休年龄在用人单位未缴纳15年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政府出台政策允许按退休当年社平工资补齐养老保险，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要求用人单位必须强制性为在职职工购买养老保险。”
破解新能源汽车发展难题
由于汽车数量的高速增长，尾气污染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年，发展新能源汽车被正式写入“十三五”国家战略百大工程。围绕这一国家战略，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邹先荣提出了《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纳入国家顶层规划》的提案，引起社会关注。
对于长期在一线从事汽车生产制造的邹先荣来说，他有着独到的见解，“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一直以来因充电时间长，续航能力差，影响其普及。而充电还是换电，争论由来已久。”
“2015年10月，我发现公司附近的停车场正在新建电动车的充电桩系统。我跟安装工人了解到投建一个充电桩需要1.5万元，可保证白天或晚上电动汽车充电。此外，这种充电方式还具有投入成本较少、充电方便、占地面积不大等优点。”
这引起了邹先荣的兴趣，于是他上网、翻书找到相关资料后了解到，充电桩虽有不少好处，但也存在着无论是快充还是慢充，都会给汽车电池寿命造成一定损伤的问题。此外，还有一车一桩保证难度大、电桩管理维护工作量大、废旧电池回收散乱、可能造成今后的环境污染等问题。
邹先荣拿出纸当面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把每个充电桩1.5万元的建设成本考虑在内，加上电价、折旧等成本，目前充电汽车的使用成本丝毫不亚于汽油车。而且，由于充电桩投入的成本收回难度大，自建充电桩的消费者在前期可能感受不到新能源汽车的物质优惠，这些都成为发展新能源汽车的阻力。
怎么办？回去之后，邹先荣左思右想，一头扎进资料室寻找答案。他发现，我国新能源电动汽车目前正处在研发实施阶段，主要做法有充电模式和换电模式保证电动汽车运行。各汽车生产厂家都是按照这两种模式研发运营，目的正是消除传统汽车碳排放物质，实现绿色发展。邹先荣说，“大胆假设，汽车充电就像可拆卸电池的手机，电池与汽车可以实现机电自由组合。”
与传统的充电桩模式相比，相对灵活的换电模式吸引了邹先荣的目光，“按照车电分离的换电模式推理分析，利用国家电网的谷电，建设新的能源站，采用移峰填谷完成电池充电。再将充好的汽车电池送到各个加油站，电动车可以实现3分钟换电池。”邹先荣介绍说，同时，可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实现电动汽车换电模式。依据电动汽车电池容量存量，车主可以用手机APP轻松找到最近的换电加油站或通过物联网运输更换电池。
邹先荣还为电动汽车换电模式算了一笔账：“如采用换电模式，假设在全国建1万座能源站，可以满足全国2000万辆新能源汽车服务，大约5至8年能收回能源站及电池投资成本。”因此，邹先荣建议要从国家层面纳入顶层规划，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同时，在行业内建立起一套电池安装的规范标准，还要多方合作建立起电动汽车线上线下的服务产业链。
谈起自己的履职之路，平时不多言的邹先荣总有说不完的话。他不禁感慨：“从当工人到搞小发明再到政协委员，一步步走来主要是自己勤奋一些。”采访中他多次提到“勤能补拙”。他没有高学历文凭，从而比很多人更珍惜给予他的每个平台。“作为工人，我对自己的工作严格要求，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更期望不负人民的重托，尽心履职。”
邹先荣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会十六大代表，力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质检师。在力帆厂工作期间获国家专利5项。曾获重庆市十佳优秀农民工和五一劳动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