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文牍治国，环保设备经常呈送到皇帝案头的文书有题本、奏本和奏折三种。
作者：刘江华
明朝初年，臣民有事要告诉皇帝都用奏本。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于1424年进行了改革，增加了题本。此后，题本、奏本并行于明清两代，直到1748年乾隆下令废止奏本。
题本和奏本有何区别呢？简单说起来，就是“公题私奏”——公事用题本，如职官任免、惩处抚恤、户籍田赋等；私事用奏本，如降罚、谢恩等。
在清代，题本有部本、通本之分——凡中央六部等各在京衙门，所上题本称部本；凡地方各级官衙所上题本，通常由通政使司转交内阁，故称通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1000万件档案中，清代题本多达200余万件，内容包罗万象，构成清史系统、完整、全面的记录，是研究清代历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
1901年六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废除题本。八月，清政府以整顿庶务为名，决定废止题本，所有官员上奏只用奏折。奏折为清朝所发明，是清代专有的一种文书。从字面上讲，奏折即是折叠而进的臣子向皇帝报告事件的文书。一般认为，它出现在康熙中期，成熟于雍正朝，与清朝相始终。奏折的内容，一开始主要是奏报私事，后来逐渐扩大，无所不包。但它与题本、奏本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内容，而是处理方式。题本、奏本投送内阁之后，内阁大臣先行阅看，拟写票签，即“票拟”，夹在本内一并送皇帝御览，得旨后照旨批写朱字。而奏折则是直接递送皇帝、不假手他人。也因此，更具保密性和神秘性。
现存最早的奏折，是1693年苏州织造李煦到任后给康熙所上的请安折。不过专家研究发现，至少在顺治时就已有“密封奏折”之名——顺治朝礼部侍郎王熙，在其自传年谱中，就有“辛丑。三十四岁。……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俱不敢载”之语。按王熙年龄推算，辛丑为顺治十八年（1661年），这表明，当时君臣间已有密件来往。
统计表明，现存朱批奏折有16万余件，其中康熙朝密折3000余件，雍正朝密折2.2万余件。雍正在位只有13年而康熙当了61年的皇帝之久，为何二人所留下的密折相差如此之大？这和雍正对密折制度的改革有关——康熙朱批后的奏折，是由上奏人自行保管，不必上缴，以致不少散佚，甚至被焚毁——比如江宁巡抚吴存礼就曾奉康熙之命，把康熙五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一折烧掉；而雍正继位后，就下旨令臣下将康熙和自己所朱批的奏折封存缴进，否则“日后发觉，断不宽恕，定行从重治罪”。如雍正时曾署理直隶总督的蔡珽，在1728年被参私藏朱批奏折三件，犯“大不敬”罪，险遭不测。经雍正整饬，定期缴进朱批奏折成为定例，自此历朝奏折大致完备。雍正在无意之中，为后世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档案史料。
雍正将奏折制度化雍正现存朱批奏折2.2万余件，虽比康熙3000余件多很多，但比起乾隆的5万余件，还是少不少。可为何公众对雍正的奏折最熟知也最感兴趣呢？
这和雍正为清代奏折所付出的心血息息相关。
雍正扩大了上奏折官员的范围。康熙朝时期，最初密折奏事的均为皇帝亲信，如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1701年起允许地方官具折奏事。但这时获准上折的官员多有因缘——如广东提督赵弘灿、河南巡抚赵弘燮，是征吴三桂功臣赵良栋的儿子；江宁巡抚宋荦，曾为康熙两次南巡接驾。1712年，康熙又命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尚书等上折奏事。终康熙一代，有权密奏者约百余人。而统计表明，雍正朝短短13年中，有1100余名官员有上奏之权，是康熙朝的10倍——比如，康熙时总督奏折独少。或许是因为康熙觉得总督为一地之长，原有题奏之权，毋须密奏。而雍正即位第一年，就下令各省督抚密上奏折；到后来，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甚至一些州府县的中下级官员，也都有了书写密折的权力。
雍正即位之初，曾感慨“耳目不广，见闻未周，何以宣达下情，洞悉庶务？”为了尽快了解下情，雍正一开始还曾实施过轮班密奏制度，要求尚书、侍郎以及各科道官员轮流每人每日上一份密折，一折只说一件事。实在无事可奏，也要在奏折中声明。桐城派散文创始人方苞时为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就有一封密折，声明:“苞在修书处，无事可奏。”或许因为这种轮流言事的制度很容易变成形式主义，收效不大，很快就被取消。
最重要的是，雍正完善了清代奏折制度。他钦定了一套和奏折有关的规章，自缮折、装匣、传递，到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有一定程序，不允紊乱。这套文书制度的确立，不像某个官衙的设置，虽是无形的，但影响之大远超一般衙门的兴废。比如，奏折用纸分为素纸、黄面黄纸、黄绫面黄纸、白绫面白纸四种。黄纸为请安时用，白纸为大丧时用，素纸为陈事所用。曾有观点说陈事的素纸规定为宣纸，这显然是想当然——奏折用纸均为竹纸。当时宣纸名贵，臣僚平常缮写呈奏用不起，也没有那么多宣纸可供。现存的大量奏折原件也表明，奏折所用纸张为竹纸而非宣纸。
比如，关于奏折的书写。奏折例须本人亲笔，康熙朝已成定例。康熙为人审慎，生怕密折泄露，一再叮嘱臣下要自己写奏折。他自己也是亲自批复每一件奏折，曾说：“所批朱笔谕旨，皆出朕手，无代书之人。此番出巡，朕以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旨，断不假手于人。故凡所奏事件，惟朕即原奏人知之。”雍正朝更是如此。只有题奏者身体不适，或年迈眼花手不能握笔，方可偶尔可以请人代书——不过，据清宫档案可知，大臣亲书奏折一事尚大可通融，许多奏折均非本人书写。
奏折写好之后，经过封套、固封、装匣、加铜锁等程序，再用盖有御押黄纸封口，包以黄包袱，然后递送。康熙朝可能尚无折匣，而用木夹板；雍正即位后，让内廷特制了木质皮衬里的折匣，根据上折者职所离京城的远近以及上折的频次，颁给2到8个折匣，以满足源源不断交流的需要。1727年，福建巡抚常赉署中被偷，失去折匣钥匙，只得向将军石礼哈借用开启。这表明，折匣的铜锁当为宫廷特制，非坊间锁匠所能开启。
奏折的递送方面：督抚大员的奏折直送紫禁城乾清门，交奏事官收呈；其他官阶较低者的奏折，或交上司乘便转达，或由家丁携送进京，首次交乾清门奏事官，以后则由雍正指定的转折大臣上呈。如怡亲王允祥、户部尚书张廷玉、礼部侍郎蒋廷锡等。为何要转交呢？原来，雍正最讲究体制，虽允许道台、县令等微员密奏陈事，但又担心上下颠倒、无法无天，终会影响人君专制。用转交的办法，既能扩大上折者的范围，又不违反体制，可谓一举二得。
雍正批复“朕就是这样汉子”一般公认，清朝十三帝中，康熙、雍正的朱批较有个性，尤以雍正为最。1707年，获悉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遵照自己所嘱用药病情好转，正在外地的康熙十分高兴，在朱批中打趣道：“闻赫世亨已大愈，未尽报朕言，待朕回宫，断不宽宥，必将赫世亨交与其妻掐死。”至于雍正的朱批中，具有个性的话就更多了：1724年，朝廷向河南购买小米准备运往江南。河南巡抚田文镜上折子说江南人不吃小米不如改运小麦，但户部尚书张廷玉和吏部尚书朱轼说：小米粥那么好吃，南方人一定也爱吃。结果运去后无人问津。雍正大怒，狠狠地责备了张廷玉等人，同时又夸奖田文镜用心办差，实心办事。田文镜感到无比恩宠，在给雍正的折子中说自己“愚昧无知”，能把事情办对“此皆叠蒙圣恩多方教导”。雍正收到折子，当即下了这样一段流传甚广的朱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朱批除展示了雍正个性之外，更是雍正勤政的最好记录。登基头一年的1723年，京口将军缺出，雍正命叫李杕署理，大学士票拟时误将张天植拟用为副都统署理京口将军。事情发觉后，大学士们自请交吏部议处，雍正却借机表示自己年富力强，可以“代理”大学士所应为之事，“国家政治，皆皇考所遗，朕年尚壮，尔等大学士所应为之事，尚可勉力代理，尔等安乐怡养，心力无耗，得以延年益寿，是亦朕之惠也”。
据雍正自己所说，他每天朱批的奏折，多的时候有五六十封。雍正所言，应为不虚——现存档案显示，闽浙总督高其倬在1726年9月27日这天所上的奏折就有十份之多！
雍正对臣子的奏折，并非一翻而过，很多都有详细的朱批。清宫档案显示，在年羹尧一份谈及罗卜藏丹津的奏折上，雍正的朱批有二百余字；另有一件要年羹尧留心众蒙古王子的朱批，则多达三百言！在《雍正朱批谕旨》中，常有雍正深夜批折的记录——“日间刻无宁晷，时夜漏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灯下批写，字迹可笑之极”、“丙夜灯下逐条省览，一一批示矣”……
一旦泄密停止上奏折的权力雍正对奏折制度最为坚持，奖惩毫无手软。雍正规定了朱批奏折定期缴进制度，对违反者，严加处置。
雍正规定下级官员的奏折须由转折大臣转交。这种转交的方式，雍正时执行也很严格：1724年，时为云南布政使的李卫遣人送折至京，本应由怡亲王转交。偏巧怡亲王有事出京，赍折人只得原匣携返。浙江布政使佟吉图因未照规定，就受到雍正的诘问。
更为关键的是，雍正对奏折保密的坚持。奏折既然涉及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涉及官员的取舍，也就决定了它的保密性。康熙十分重视奏折的保密性，不时叮嘱苏州织造李煦等“凡有奏贴，万不可与人知道”。雍正更是一再以此要求具折人，在朱批中一再告诫臣下：“慎密二字，最为要紧，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可不畏乎？”四川巡抚鄂昌的叔叔鄂尔泰是雍正的宠臣，主持了历史上有名的“改土归流”工作，累官云贵总督、内阁首辅。但在命鄂昌书写奏折的朱批上，雍正说：“密之一字，最为紧要，不可令一人知之，即汝叔鄂尔泰亦不必令知。”甚至骨肉至亲也不应示知，广东布政使王士俊曾申明：“一切奏折无不倍加谨密，即臣子弟同在署中者皆未尝得窥底里。”
和我们在影视剧中常看到的“辕门点炮拜折”不同，出于保密需要，奏折递送时不可张扬，有人请派兵保护赍折人役，还遭到雍正的痛责。除非特别紧要之事，否则禁止利用传驿递送奏折。自然，雍正之后，随着奏折的普及，利用驿站和兵部捷报处送奏折的，也就逐渐增多了。
折子到了内廷，雍正一人开阅，写朱批，不要任何人员参予此事。而对于泄露密折和朱批内容者，雍正则进行相应的惩罚。如原甘肃提督路振声将朱批中对其弟固原提督路振扬的褒语抄告乃弟，路振扬又因此上折谢恩。雍正即批评道：“朕有旨，一切密谕，非奉旨通知，不许传告一人，今路振声公然将朕批谕抄录，宣示于尔，甚属不合，朕已另谕中饬。”1724年，雍正发现了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山西巡抚诺岷等存在奏折泄密的情况，决定停止他们书写奏折的权力，以示惩罚。直至罗满保等承认错误，请求恢复他们的密奏权，雍正才从政事出发允许了。杨名时出任云南巡抚时将泄漏密折于外人，遭停止奏折。1726年，杨名时已擢为云贵总督，又误将密谕载入密谕载人本中，雍正下旨严责，并将杨名时解职，改为暂署。
根据《大清会典》和《缙绅录》的记录，清朝文官规模基本维持在1.4万人上下。加上武官，也就三四万人左右。尽管雍正扩大了上折者的范围，但1000多人相对数万官员来说，还是少数——也就是说，获准上折者自然会引以为荣。为此，雍正一再要求具折人不要声张。湖广襄阳府同知廖坤以微员获准折奏，竟以此夸示于其同乡蔡仕舢。雍正得知后，立即停止其上折的权力，以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廖坤奏折，只有两件。
此外，官员被革职，其上折之权自然随之失去。如果还想上折言事，就需要得到皇帝的特许。1854年四月，以在籍侍郎身份督率湘军的曾国藩，因水师进攻靖港失败自请从重治罪。之后，咸丰下旨将曾国藩革职。进入五月，鉴于自己马上就要带兵出湖南与太平军作战、需要随时奏报军情，曾国藩上《请准单衔专折奏事片》，请求准许“专折奏事”。如此，才重获咸丰同意“著准汝单衔奏事”。
“垃圾奏折”反映当年民生前段时间，有台湾网友总结了清代大臣的“垃圾奏折”，列数了部分大臣奏折中关于进贡芒果、书籍以及问候皇帝身体等的重复、啰嗦，一时走红网络。
清代奏折，内容确实无所不包，但撮其大者，主要有请安、谢恩、缴批和陈事四类。
康熙时，苏州织造李煦最初十余年来的密折，都是雨水、收成、物价等琐事，并无机密性可言。甚至，康熙还让他们将笑话写入奏折。他就告诉曹寅的儿子曹頫，那怕是笑话，也可以入奏，“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雍正精力过人，事事都想插手，臣工也往往以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入奏。1728年六月，河南巡抚田文镜奏报，河南府孟津县居民翟世有拾得陕西棉花商人秦泰银170两，归还原主，并不收谢。雍正看后十分高兴，朱批“小民慕义乃属可嘉可喜之事，有旨谕部矣”。不久，又特颁上谕嘉奖。一个月后，田文镜又上奏陈姓百姓捡到银二十四两八钱全数送还，力辞酬谢。这同样获得朱批称赞。翻检《雍正朱批谕旨》可知，雍正至少还朱批表扬过署理直隶天津总兵官管承泽、山西巡抚石麟、直隶总督李卫折中所陈的“拾金不昧”事——牵涉到的银两或只有六两五钱，或仅是九两一钱！
至于被“诟病”的各地报告雨雪、粮价的奏折，其实是始于康熙朝的雨雪粮价情形单。中国是农业大国，每年降水量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丰歉及粮价的升降，进而影响百姓的生存安危、攸关国家赋税，甚至牵涉到国家的昌盛与安定。康熙朝起，要求地方督抚每月报告当地的雨雪、粮价及收成情况。这一世界上仅有的雨雪粮价奏报制度，延续有清一代后，已成为研究清代社会学、经济学、气象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并非“垃圾奏折”。
雍正晚年，意识到朝廷内外还有很多人怀疑自己是篡位登基后，出于为自己辩护等目的，1732年，他下令将自己的部分朱批谕旨编纂后刊刻分发给大臣。自然，编纂是经过审查和删修。比如，高其倬失宠后，雍正就将此前夸奖他的朱批一概抹掉；署理云南巡抚杨名时一份奏折的朱批，原为“此皆杨名时所荐之科甲中人物”，刊本改为“恐未必如杨名时所荐之科甲中人物”。1733年起，《雍正朱批谕旨》次第问世并颁赐臣工，到乾隆继位第三年的1783年全部刊齐。所收的8000多份朱批奏折，约占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的雍正2.2万份汉文朱批奏折的十分之三四。
在很多人心目中，除了康熙、雍正之外，其他清帝的朱批都是呆板乏味，只有“知道了”、“依议”、“该部知道”等套话。其实不然，谨以咸丰为例，1854年，曾国藩率水军进攻驻扎靖港的太平军遭遇大败，羞愤之下投水自尽，被救起后又写了遗折准备再度自杀。但事后奏报军情时，没有将遗折一起寄送。咸丰看后，不明所以，便毫不客气地朱批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在江西被石达开围困并与当地官员关系紧张，曾国藩心灰意冷，1857年借父亲病故之机离开军营回湖南老家。之后，面对咸丰的征召一再借故推脱、不肯出山，直至1858年六月才肯带兵救援浙江。咸丰得知后，在曾国藩的《恭报起程日期折》上朱批“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咸丰的朱批表明：皇帝驭下，跟家长管孩子异曲同工——其实不也是打一巴掌揉三揉吗？
